对于中国来说，开展国际投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智能类新型制造业兴起，其特点是个性化“按需定制”，生产地点必须靠近使用地点。这样一来，原来从发达国

　　“一台iPhone5在问世前的跨境次数，比大多数人一年里的跨境次数还要多。美国的设计、德国和日本等国的零部件、中国和越南等国的组装……很难说它在哪里制造的，只能说它是全球制造。"中国制造"要突围，需要变"中国制造"为"制造"。中国企业应当到接近原材料或产品销售地投资，减轻环境压力和能源压力。”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之“全球价值链重塑与创新发展”论坛上如是说。

　　观察人士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更加重视以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出现生产布局多元化、设计研发全球化等趋势，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日见端倪，与之相伴的是制造业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发达国家。

　　一些迹象表明，美国一些大企业如通用电气、卡特彼勒、福特正在觉醒，开始在本土大规模投资先进制造业，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增长势头在2012年已显露疲态。

　　对于中国来说，开展国际投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智能类新型制造业兴起，其特点是个性化“按需定制”，生产地点必须靠近使用地点。这样一来，原来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的制造业将“回流”。一旦“智能制造”开始普及，加上美国能源成本持续降低，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竞争力。

　　从“全球价值链重塑”到“制造业回流”可看作新一届“全球经济奥运会”拉开序幕。在核能、智能互联网、物联网、生物工程、先进制造以及航天、海洋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技术“跑道”上，中国必须全力参赛。

　　观察人士建议，“中国制造”要突围，首先需要政府和企业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公司，对未来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以发现并注册新技术专利、先期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点为使命。金融机构有责任对前瞻性的新兴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加大投资和支持力度。

　　其次，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给予扶持，尤其应扶持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领域，如集成电路、大飞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推介科研院所、大学研究的技术成果，让企业家来做是否应产业化判断。应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政府的钱不但要投资新技术，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采购还要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场。在目前全球技术竞争格外激烈的局面下，政府必须主动扮演好“新市场培育者和孵化者”的角色。同时，在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伯乐体制”，筛选出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千里马”。在金融市场上，应推进“科技金融”的主导战略。只有这样，新产业才能在市场、人才、资金三个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